□ 楼震旦

师父十五岁就跟师爷去新昌城里学泥水。师爷高大粗实，腰系汤布围裙，足穿草鞋，腰带上插一跟尺把长的竹鞭烟筒，“砖头”、“石灰”一天吼到晚仍旧声若洪钟。

师父小时候个子不高，手臂细得像茅草，拳头捏起像红枣。师爷是个相信“棍棒底下出高徒”的人，因此师爷的烟筒头就成了师父头上长“高块”的道具，师父稀疏的头发间经常要生出几个新的疙瘩。

一挨三年，师父渐渐出落成一株小松树。师父的手艺渐渐地在新昌城里叫响了，师爷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了。

师父一生中的传奇也就出在这一年。

新昌县城东门有一幢古宅，“长毛”造反那一年，侍王李世贤从江西打到新昌，古宅的主人早就闻风而逃，古宅成了侍王的指挥部。长毛们曾经在古宅院子里斩杀过数十名清朝官吏和地痞恶霸，从此古宅阴气森森，每到傍晚就有冤鬼在嘶唳，所以一直无人敢居住。民国之后，一外地客商租了古宅做货栈，决定请一帮泥水匠先理理漏补补洞，这活给师爷揽了过来。

师爷接了活后因有事回东阳老家了，由我师父独当一面干了起来。师父长大后很有点罗曼蒂克，爱看戏，看后就想入非非。师父后来老了还常常开导我，泥水匠干活时肮脏兮兮，下班后就要整整齐齐。当时泥水帮的伙房租在城东的一座厅堂边厢里，农忙时节常有演绍兴戏（后来叫“越剧”）的“草台班”到厅里来排戏。每天下班之后，师父总是仔仔细细地用香皂洗净面孔，抹上发油、雪花膏一类的化妆品（当时该称为“奢侈品”），然后换上一身干干净净的士林布长衫，自己镜子上照照觉得挺帅的，就自我感觉挺好地站到台下看排练。师父这人还有点天生的音乐细胞，一听二听就会唱上几句小生戏，还能帮助后台敲几下小锣小钹的。他跟戏子混得很熟，后来竟跟班里的头肩花旦眉来眼去了，互称一声“梁兄”、“贤妹”的。

从此，师父天天盼发财。发了财自己开个戏班子，将头肩花旦聘过来。

砖刀口，口对口；锄头口，供千口。泥水匠想发财，在那时节就像做梦戴凤冠。不比现代，花点本钱贿赂上一个掌握基建大权的官，承包上一个工程，一年就发大财，成大款。那时节是个体经济的时代，你贿赂谁去？

师父毕竟年轻又浪漫，想象力丰富，大量库存的里比多、卡路里无处去发泄，于是一边在古宅屋顶翻漏，一边心旌摇荡，想起和花旦眉来眼去的情爱，不觉浑身颤悠起来，一脚踩破了屋面的簿板，那只脚就垂了下去，刚好踩在一跟小梁上，只听咣啷啷一阵响，声音清脆悦耳。在院子里坐着打瞌睡的小工惊醒了，朝屋顶喊道：“出事了吗？”师父听到这声响时也楞了一下，但一个意念紧紧地掠住了他——苍天保佑，我要发财了！听到小工一叫，他马上镇定下来，应一声“没事！”于是他从屋顶下来跟小工说：“昨晚我赌钱放在兜子里的小铜板掉到楼板上了，今天你就早些回去吃饭，下午我看戏去，你不用来上班了，但还是记你一个工，我爸回来时千万别提起。”小工听后高兴地走了。

师父轻手轻脚地登上楼梯。阳光从瓦缝中漏了下来，楼梯过道成了一条长长的隧道。我的师父像那个将扣开阿里巴巴石门的阿拉伯人，怀着一颗神秘而忐忑的心……

一地白洋！

拣一个看看——双龙，一元抵值十元！

吹一口气听听——嗡嗡地响个不停！

师父嘭一声跪下去，向财神一连叩了九个响头。抬头一看，小梁上还系着一只沉沉的麻袋……原来由于日子久远，麻袋已酥了，脚一踩上散了一地，两袋银洋正好装了两米箩。

“一元抵十元的双龙银洋呵！”几十年后师父跟我说起这件事时，瞳孔里依然闪烁着一束特别的光亮。

得了横财不外露，师父悄悄地将龙洋兑成金票存入银行里。师爷因家里有事一下回不来新昌，就将泥水帮全部交给我师父。

师父请草台班的戏主到新昌最大的酒楼喝几盏。酒过数巡，双方的脸都红了，师父朝戏主一拱手说：“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哥们的事，说吧！”

“贵班的花旦已跟我结为兄妹，我想赎她出来帮我料理家事。”

戏主双眼骨碌一转，见小泥水匠比过去神气多了，胆敢当面提起这档子事，就鼻子一哼说：“做戏的骨头轻，能做家事吗？一天的胭脂花粉就得开支几十元，你养得起吗？”

“我也开个戏班子，演到杭州上海去。”

戏主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哈哈狂笑不止：“小子可知天多高？地多厚？戏班不比泥水帮，几把锄头泥桶就顶事。你知道我这戏班子光几只戏箱值多少价？你父子做十辈子泥水匠也置办不起！”

要知道我的师父已不是当初的小泥水匠了，他财大气粗了，说话响亮了。他伸出小三指，八仙桌上一笃说：“我三个月内招一个戏班给你看，办不成，我撞死在这张桌子上！你拿什么跟我赌一注？”

戏主斜睨我师父一眼，不屑一顾地边拨弄牙签边说：“白送你一个花旦，做狗新昌城里爬一圈。”

师父见戏主上了圈套，狡黠地一笑：“君子一笑，驷马难追，现在你要翻悔还来得及！”

戏主冷笑三声，从牙缝里吐出几个冰冷的字：“三个月内办不成戏班，我可要敲你的脚骨缝住你的嘴！”

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开始了转机。

招生广告四处张贴。鼓板、乐师、教师都高薪请来第一流的，戏子一个个全是齐刷刷的佼小娘，行头道具全部请人到上海购置。特请新昌县县长题了个戏班名字——大荣春绍兴文戏大班会。

挂牌这一天，特聘省参议院、绍兴行政公署、新昌县县长、警察局长，工商会长送来大红绸大花篮。

草台班戏主没有失信，他亲自送来了头肩花旦。师父手拉着干妹妹的手，在掌声中走进会场。当然过去的气话说过就算，师父通情达理地送给戏主一千元白洋作赎金。

半年后，“大荣春”出台了，据说声誉很好。我师父天天头戴礼帽，身穿白衬绸衫，手捏戏折，坐着两人抬的竹兜上村写戏。可以想象，二十来岁左右的年轻戏主。四周簇拥着数十个似花如玉的娇美梨园子弟，她们都以取宠班主而自豪，当年我的师父该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多么多么的公子情调啊……

师父作了一个超前设想——将绍兴戏班搬到上海滩，见见世面去！

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对于来自浙东农村的粗陋而未加以改造的草台班还是不能接受，经常演几场歇几场，师父只有将积蓄贴进去。他和花旦早已同居在一起，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儿。一天师爷来了封信，严词拒绝戏子做他的儿媳妇，说儿子如娶下九流作妻，村里要将他勾出宗谱作惩处；并说父母已经在老家为他物色了一位姑娘，要他赶紧回家完婚云云。不久，上海滩忽发“八·一三”事变，日本鬼子打进吴淞口，十九路军奋勇抗日，戏班自行解散，师父的积蓄已在几年中花光，只好回东阳老家。花旦不愿去东阳，只得痛苦地和师父告别，女儿由师父带回东阳抚养。到家后，师父在父母包办下完了婚，后来生下一男一女。

我是师父的关门弟子，一九六三年跟他到新登三溪口学艺，离开那段轶事已三十多年了。师父人还是长得帅，但已微驼了背，夏天经常赤膊露背干活，背部被阳光晒得冒黑油。当他回忆起那段传奇的日子时，总慨叹地说：人的一生都是由命运决定的，发财时天已注定了破财的日期。不过也亏得破财，假如我和别人一样吝啬，将钱买成田产房屋，一百个我也在土改时枪毙了……

一天晚上，当我问起那位花旦后来可有音讯时，他失神地望着天空好一会后说，解放后她当了南京市某越剧团的副团长，曾来信找过女儿，女儿也曾多次去南京母女相会……

“你不去看看吗？”我好奇地问。

“何必呢？死的就让它死去吧，还魂的鬼是可怕的……”师父说着说着就睡了过去。